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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1942年的圣诞贺卡,一段跨越太平洋的抗战故事

时间:2018-12-26 09:30来源:抗战馆、南方都市报、晏欢公众号、豆瓣

      1944年12月,在中国的大后方昆明,援华的美军们欢度圣诞,昆明的中国驻军单位专门制作了中式图案的圣诞卡送给他们。

      驻守昆明的第五集团军的郑庭笈将军和罗友伦将军合伙给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 少校送了一张圣诞卡,这张圣诞卡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盒子,带我们走入那烽火岁月。

这张带有中国元素的圣诞卡由葛顿南少校的儿子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一直保存至今

圣诞卡封面及背面

      尼尔·葛顿南的父亲曾是中印缅战区的美军联络官,服务于史迪威中将,后附属于中国战区新六军,服务于美军作战司令部。

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 少校


      作为援华美军,约翰·葛顿南少校在中缅印战区(CBI)参加抗战多年,他回国后带走的纪念品中包括中国的象牙筷子、绣花鞋,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物和资料。在1945年回到美国之后,约翰·葛顿南再未回到中国,并于1986年去世,但他一直保留着这些资料。

      他带回的资料里有两样东西极为重要,一个是小红本,本子上有当年中国陆军新编第六军一众军官的签名。另一个则是新六军军官和美国盟军在南京的一张合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War Area Service Corps)”统一印制了这种记事手册,中英文对照,发给每一位来华助战的美军人员随身携带,方便美军人员了解中国的概况。

      这小本子除了新六军众军官留下的临别签名留念外,还包含了许多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印记。

 


      在红本的签名中和合影上都出现了一个人——赵振英。


      1937年7月23日,20虚岁的赵振英乘坐从北京西站开出的大概是最后一列火车南下,参军抗日。1939年春天,他开始到54军14师当参谋,对日作战。


      当赵振英在翁源与日军激战时,约翰·葛顿南正在美国过他悠闲的单身生活。

      他当时是一家农场安保公司的主管,于1941年6月结婚。结婚刚刚四个月,他就被征兵入伍,前往乔治亚州贝宁堡基地,接受三个月的训练。之后美国开始正式出兵太平洋战场,约翰·葛顿南三个月的军事生涯被迫延长。

      从军的约翰·葛顿南1943年9月9日正式离开美国。在中印缅战区,他成为赵振英所在的十四师下的一名联络官。

      “当时每个营都有一个美国上尉联络官,团部则视需要有两三个美国少校联络官。”赵振英回忆。少校军衔的葛顿南应服务于某团部,在初来中印缅战区时,他还给中国军官进行过培训。

      赵振英也参加过这次培训。“大概是1943、1944年,在昆明有个军官训练团,因为中国的武器装备差,接受美式装备时,要先接受培训,否则不会使用。”

      美国联络官充任教官,高中毕业的赵振英受训一段时间后,因表现不错,还出任了区队长,协助美国教官对其他人进行培训。

      美国联络官跟随各个营团,帮助中国军队训练,提供具体意见,补充武器弹药,并将中国军队的所需向美军传达。他们大半不会中文,带有中国大学生翻译。可以简单英文口语交流的赵振英,与美国联络官有很多直接接触。“他们很认真,也很乐观。我们感情很好,没有矛盾冲突。我和我们营的美国联络官汤尼·班克在一个帐篷里,吃住都在一起,无话不说。”

      赵振英记忆比较深的是,在丛林雨季,班克教他一句美国的顺口溜:Rain Rain Go Away,Come Again Some Other Day(雨啊雨啊赶快走开,改天再来吧)。

 

两位少校的9月9日

       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赵振英正在湖南芷江。几个月前,听说日军要攻打芷江的消息,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特地与军部一道赶往这里,保卫这里的飞机场与指挥所。大势已去的日军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动猛攻,严阵以待的赵振英多少有些意外,但在听闻日本投降消息时更多的是高兴——“8年东跑西颠与日军周旋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937年参军的赵振英此时是少校营长,他旋即接到命令,前往南京接受日军投降。新六军是首批进驻南京的国民党军队,而赵振英指挥的营队又是新六军中率先抵达南京的一支。该营下设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共有约500人。光复的氛围在他们甫抵南京大校飞机场时就感受得到。

      “机场周围种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是国军,都拿着镐头和锄头,举手在欢迎我们。后来到了城里,也是如此。”赵振英说到。

      赵振英到南京的时间大概在8月底9月初,他们营被安排在机场附近警戒,保证陆续赶来的国军安全。南京城内,仍是持械的日本军人在维持治安。比赵振英年长4岁的约翰·葛顿南(1914-1986)稍晚来到这里时,情况仍然如此。

      他见证日本在南京投降的家信,曾刊登在1945年的美国家乡妞科克镇报纸上:

      亲爱的父亲母亲家人们,我是9月5日到达这里的,旅途顺利,飞行3个多小时。到达之时,南京全城以及125万居民,均由日军守卫,因为中国军队还未到达。所以日军负责全城的安全与秩序。日军随处可见,而且个个荷枪实弹,他们表现得礼貌且恭敬,气氛和平无恙,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些王八蛋……今天具有多重意义,投降协议的签字仪式,将在九月份第九天早上九点举行。而我正好是1943年9月9日离开美国的。这是我海外服役的两周年纪念日。天哪,想到可以回家我兴奋不已……

      在机场警戒了没几日,赵振英奉命带第一营进城负责受降仪式的维安。“我们营在新六军中是比较好的,所以才会被从机场又调到受降仪式现场。”赵振英说。

      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赵振英率领营部负责会场内外警卫,要事先检查场地,仪式当天进入现场的人必须手持请帖,且要排队按顺序签到。

“很多外国外交官参加,不能出漏子,要防止坏人捣乱,如果出事,就是国际大笑话,丢人大了。”赵振英说,随身携带手枪的他大概是会场上唯一可以走动的人,而手下的士兵或携带冲锋枪,或携带半自动步枪(里面均没有子弹,以防走火),都在适当的位置警卫。为显郑重,这些士兵特地脱掉作战服装,改为草黄色哔叽军服,而赵振英本人,还临时做了一双马靴,穿在脚上。

      约翰·葛顿南进入现场前,接到何应钦将军签发的请柬,他也佩戴了来宾证。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买了一部德国相机,在受降现场拍照,他感觉冲洗出的照片质量出奇的好,他把在受降仪式现场拍的照片,都寄回了美国。

      在约翰·葛顿南及其他美军联络官回美之前,新六军举办了欢送party,一起吃了顿饭。“并不伤感,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抗战胜利了。”赵振英说。

      大概就是在这次欢送会上,赵振英在约翰·葛顿南的红皮日记本上签了名。


      这张新六军军官与美军联络官的合影,照片上注明是“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六日于南京”,其中赵振英亦在其中,脚上依然穿着马靴。


这两个历史资料就像一根线,
穿起了中美两个战士的生平。
从太平洋的两端,
联系起共同抗战的友谊,
记录着对胜利的欣喜,
对和平的向往……

 

      来源:南方都市报、晏欢公众号、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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