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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展 | 全面侵华时期日军的对华持久战战略

抗日战争研究

作者张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内容提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军开始加强对持久战、总体战战略的研究,在理论与制度上进行准备。《帝国国防方针》确定,日军战争战略以速决战为优先,同时兼顾持久战,以美苏为主要假想敌,将中国排序于其后,并据此确定了对华军事部署。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希冀以有限的兵力实现速决战目标,其间虽亦制定了对华持久战规划,但出于对战争前景的乐观预期,日军对自身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的效果做出误判,无法下定实行战略收缩以减少消耗的决心。因此日军持久战计划多次让位于其“速决”投机,在投机失败后,又不得不因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迭代,缺乏政策稳定性,其原因是日军对中国军民抗战能力与决心的低估。

关键词
持久战;日军战略;抗战


1938年6月,毛泽东发表著作《论持久战》,系统阐释了中国抗日阵营对日持久战战略。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意图以速决战完成侵华战争的日军,亦不得不制定对华持久战的军事战略。由于日军对持久战决心不定,屡经反复,其战略思路的变化过程亦较为复杂,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考察相对较少。[1]本文主要利用日军档案、日本《战史丛书》、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探究日军对华持久战战略及其决策过程,希望能对日军侵华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全面侵华战争前日军对持久战的准备

所谓持久战,为“与速决战相对而言,持续时间较长的作战”,“分为战略持久和战役、战斗持久两种情况”。[2]明治维新后,日军学习西方战术理念认为,“持久战之目的在于避免决战,以得时间之余裕”,即所谓战役、战斗持久,包括承担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主力争取时间的作战,或进攻部队进行包围或迂回的作战等。[3]而日军对持久战战略的系统性研究,则主要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1915年末,为考察一战中出现的军事新变化,日本陆军省设置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一职,负责调查欧洲各国的战时体制。[4]曾担任该职的永田铁山[5]在报告《对国家总动员的意见》中指出:“交战时间累月经年,参战各国倾注其全能、全智,将一事一物之微,尽皆投入战争所用。”[6]这反映了一战的两个新特点,战争时间线的拉长,即持久战;战争参与范围的拓宽,即总体战。
 
永田在报告中强调,大国之间战争的重点,逐渐从倚重军事的短期决战,转向整体国力的持久相持。国家综合国力、社会动员能力、国民战争意志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着持久战争的结果。从战争实践来看,军事上处于攻势的德国,却在持久战中,难以承受巨大的国力资源消耗,最终因国民战争意志崩溃而战败;反观协约国阵营,虽然在战争初期屡遭军事挫败,但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最终取得了持久消耗战的胜利。
 
立足于一战的教训,永田提出,日本要应对未来“战局逐渐扩大,战争时间不断拉长”的持久战争,就应建设国家总动员体系,包括:“国民动员、产业动员、交通动员(陆运动员、海运动员、通信动员)、财政动员、其他动员(科技界的动员、教育界的动员)”等。[7]这一统括社会、经济、文化等全方位资源投入战争的庞大计划,如另一个赴欧观察一战的日军军官林铣十郎所言,是为了以总体战应对持久战,其形式包括“兵力战、外交战、经济战、思想战”等。[8]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永田等总体战主张者在日军权力序列中的升迁,日军立足于对总体战的准备,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攫取政治、经济权力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在对外方面,日本通过侵略扩张,巩固总体战的资源基础。1931年,在总体战论者石原莞尔的参与策划下,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控制了中国东北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广阔土地及其资源。石原鼓吹总体战理论表示“随着战术的变化,今后的国防是全国民的国防”,而这就要“首先确保在东洋的经济地位”。[9]为此石原投入相当精力,参与组织“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推出《帝国军需工业扩充计划》等方案,着力于以机械化工产业为中心,将中国东北经济与日本的战争需求相结合。[10]日本从中国东北得到的资源,成为其将工业体系由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向资源技术密集的重工业转型的重要基础:“(日本)从满洲国得到了重要的资源,如铁矿、煤矿、油页岩,及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等,并在此地兴起重工业。”[11]日军希望能“确立我势力圈内重要资源自给自足的态势,从而在非常事态之际,尽可能地不依存第三国的资源”[12],为持久战所需资源打下基础。
 
在对内方面,为建立国家总动员体系,日军要求具有在战时动员各方面资源以满足军事需要的权力。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不仅将自身权力向政治领域扩张,还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使得日本经济界“在战时经济体制的强化中,不得不乘着军需生产和开发‘满洲’的潮流,为自己寻找活路”[13],日本经济加速向国防经济转型。
 
1934年,在时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主持下,陆军省出版《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之建议》,向日本大众鼓吹总体战主张。书中认为,“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而“‘国防’的作用,是国家的生成和发展的基本的活力”。要求将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应围绕国防需要进行全面的统合。书中还判断,在控制中国东北之后,从资源、人力等军需基本要素的角度来看,日本已具有相当的进行总体战的实力:“通过日满提携,如今我资源之丰富,已堪国际竞争所用,在人力方面,日满人口达一亿二千万人,其勤勉更是世所独有。”[14]而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日本已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多机构相互配合,进行精神动员、人员动员、产业动员、金融动员等的国家总动员体系。[15]
 
日本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以应对持久战,但日军战略仍然偏向于避免持久战。石原莞尔总结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区别认为,“作为战争手段的武力所占价值的大小的不同,可分为二种性质的战争;武力所占价值大,绝对化的情况下,战争会非常活跃猛烈,表现出男性的、阳性的特征,一般是短期战争,我们将之称为速决战;武力相对于其他战争手段失去了绝对的地位,战争也失去活跃性,呈现女性的、阴性的特征,一般是长期战争,我们将之命名为持久战争。”[16]1936年6月,日军推出新版《帝国国防方针》,含附件《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帝国军用兵纲领》,作为日军军事战略的基本指南。
 
首先,就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关系,《帝国国防方针》要求,需在致力于速决战的同时,对持久战做好准备:“一朝有事之际,以制先机,从速达成战争目的。为此帝国鉴于国情,应致力于增强作战初期所能动用之军事能力,此特为紧要,且未来战争长期化之虞极大,应做好应对之准备。”[17]
 
上述内容中相提并论的速决战与持久战,从陆军省的文本解读中可以看出,日军极不希望陷入持久战。面对假想敌较多的国际环境,国力贫弱的国情,日军极期望“决战伏敌”:“各国皆期望在一朝有事之际,能迅速达成战争目的,而我国鉴于所处环境及国情,尤为必要,因此极期望所谓速战,即决战伏敌,为此作战初期军事能力须极为强大,也就是说确保初战得胜”,而对持久战的准备,是“不能不考虑战争陷入持久战这样的我方不希望发生的事态,所以要为国家总动员做好万全准备。”[18]日军不愿选择持久战,又要为之做好准备,那么在战争实践中,若速决战无法达成目的,能否果断放弃速决战方针,转入全力应对持久战的战略态势,就将考验决策者之间的共识和决心。
 
其次,日军进行军事速决战,需要多少兵力?要“决战伏敌”,那么“(战争)初期动用作战力量须极为强大”。《帝国国防方针》的附件《帝国国防所需兵力》要求,陆军“战争初期所需兵力约以师团50个为基干”。[19]然而,《帝国国防方针》制定之际,日军实际上“国内保有常备兵力为17个师团及若干独立部队,其总兵力约为25万”[20],兵力与计划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这就为日军能否以速决战实现战争目标,从而避免持久战留下了疑问。
 
再次,日军进行持久战、总体战的对象为何?《帝国国防方针》提出了日本的四个假想敌:“帝国国防以与我冲突可能性大、且拥有强大国力尤其是武备的美国、苏联为目标,并防备支那、英国”[21],这一顺序的意义是“以其顺序显示国防目标轻重之顺序”。[22]也就是说,在日军的假想敌序列中,美苏两国位于中英两国之前。那么如果首先与日军开战的,是顺序较后的中国或英国的话,日军要不要投入全力?如果同时又与顺序较前的美苏开战,日军将如何应对与多国的持久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日军用兵纲领中仅含糊要求“在与美国、苏联、中国、英国中的二国以上开战之际”,“应对此数国尽可能地逐次进行作战”。[23]
 
而在对华战备问题上,从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军力布置来看,其对华军事准备相比对美苏而言相去甚远,军事准备尚且如此,其总体战的准备可想而知。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军对华兵力编制颇为单薄。据当时在参谋本部第三课编制班任职的松村知胜回忆:“虽然我无法得知作为机密的作战计划,但从编制事务的角度来看,我军为战时准备的编制,仅仅是华北一个规模不大的军司令部,台湾的一个混成旅团”,基于这样单薄的兵力布置,松村怀疑“作战部门似乎并未在事前认真制定详细的对华作战计划”。[24]
 
事实上,在松村“无法得知作为机密的作战计划”中,正是准备用小兵力作为前锋,立足于现有兵力,来进行大规模的侵华作战。日军《1937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中指定侵华战争的前锋主力,确实“仅仅是华北一个规模不大的军司令部”,即兵力仅约5000人的中国驻屯军。此作战计划对中国驻屯军赋予的作战任务极为广泛,要求其在华北开战之际,应独力攻占北平、天津、张家口甚至济南等地,而从关东军、朝鲜军以及日本本土部队抽调的援军,则用来“攻占黄河以北各要地”。[25]考虑到当时日军有限的规模,从各地现有部队中抽调的兵力,也应是一个很有限的数字。
 
日军对华作战有限的预备兵力,与速决战“战争初期所需兵力约以师团50个为基干”的兵力要求形成了强烈对比。事实上,这一速决战的用兵规划,似针对日军首要的假想敌美苏而非中国。对中国的用兵规划,是根据1937年日军参谋本部“确定了日军兵力一,对应中国军队兵力五这样的兵力比率”来准备的。[26]从这一备战思路来看,日军不但不太可能计划对华进行倾尽国力的持久战、总体战,便是为速决战准备的兵力也相对有限。
 
正是在这样轻视中国抗战力量,预定军事投入有限,缺乏对华持久战的决心的情况下,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



1939年之前日军的持久战战略

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军战略主要着眼于速决战。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军令部部长、参谋总长报告天皇裕仁,表示日军当前战略是通过“使敌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来迅速结束战争。[27]
 
从当时的战略规划来看,日军并无与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意愿:第一,日军整体战略要求避免持久战;第二,日军以美苏为主要假想敌,全力对华与日军的战略方向不符;第三,日军有限的兵力,限制了其对华进行持久战的投入空间。围绕着应否扩大侵华战争规模问题,日军内部分裂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认为“现在不能对中国使用武力,一旦使用武力,一定陷入泥潭动弹不得,导致国家的消耗,因此无法实现国防国策”,而“扩大派”则认为给予中国以一击,使之屈服是百分百能实现的。[28]双方虽然对战争预期有所分歧,但在避免对华持久战这一点上则存在共识。
 
为避免陷入对华持久战消耗国力,日军战略追求以速决战方式完成战争,同时针对可能陷入持久战的情况,确定了限制作战范围、节约国力的方针。
 
1937年7月17日,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判断,击败国民政府主力以结束战争所需时间,约为两三个月,但若“战事发展为预计至少持续一年以上的持久战”之际,则“在河北省北部,必要时也在上海和苏州之间配置兵力,并利用海军监视中国沿海交通,并行经济手段,等待中国屈服”。[29]这份持久战方案对配置兵力的范围极为克制,甚至接近于局部战争的配置,主要试图用经济压迫的方式,迫使中国在消耗战中屈服。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本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战争总动员,而日军的持久战战略,仍然强调要限制军事占领范围。8月中旬,日军军令部部长、参谋总长向天皇裕仁报告对华战争方案,提出优先以速决战方式完成战争,但若无法达成目标,则准备以如下方式应对持久战:1.防御平津等华北主要占领区,反击前来进攻的中国军队;2.占领上海,使其丧失作为经济中心的机能;3.适时封锁中国沿海,切断其对外经济活动。[30]
 
这一战争方案的第一条,要求日军在华北占领区采取守势,试图避免扩大战线所带来的巨大消耗,而二、三条则着眼于压迫、封锁中国经济,造成中国在消耗战上的被动局面。这一对华持久战战略固然可以减少日军自身消耗,但克制自身进攻欲望,限制占领范围,相对应地为国民政府留下更多的统治地区,若以这一态势进行对华持久战,日军“决战伏敌”的积极战略目标则难以实现。而日军制定这一战略规划的背景,是其不得不在进行侵华战争的同时,对美苏备战并为此在国力上留下余地。
 
1937年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日军参谋本部认为,苏联参战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加。[31]8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要纲》,要求国民“无论事态如何展开、如何长期化,都要秉承‘坚忍持久’精神克服困难”,积极准备思想战、宣传战、经济战、国力战。[32]9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适用于华北事变的国民总动员计划纲要》,要求以满足军备军需为中心,建立战时社会经济体制。而这一计划明确规定,国民总动员的根本目标是,“同时进行对苏、对华两场战争”。[33]
 
在无法排除苏联参战可能性的情况下,日军将国力大量消耗于侵华战争,所面临的风险极大。以此为背景,日军在上海战场取得有利态势后,划定了限制进攻范围的“制令线”,并由日本政府接洽德国当局,开展旨在中日媾和的“陶德曼调停”。
 
若“陶德曼调停”成功,国民政府接受城下之盟,日军实现战争目标,战争自然结束。但若“陶德曼调停”失败,日军是否还要坚持前述持久战战略要求,以限制作战范围,加强经济封锁方式迫使国民政府主动屈服,对此日军中出现了新的意见。
 
在淞沪会战结束前后,除苏联并未如日军所预期的出现明显参战动态外,日本侵华战争自身亦出现多个新变化,促使其对其原定的战略进行调整。
 
第一个变化,是军事形势向有利于日军的方向转移。在淞沪会战后,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仓促败退,日军随之废除“制令线”,决定追歼中国军队主力,并进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军改变限定作战范围的战略布局,战争形势进一步扩大。
 
第二个变化,是“陶德曼调停”失败的可能性增加。双方军事形势的变化,促使外交谈判桌上的条件亦随之变化,日军军部认为,“随着战局的扩大,国民对战果的期待也随之扩大,不能满足原有条件,出于对内考虑,必须要求赔偿等物质条件”。[34]而不平等条件的增加,使国民政府更难承受媾和后果,日军计划,若不能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或“国民政府在实力上沦为一地方政府”,则决心实行持久战,下决心的时机,是在攻占南京前后。[35]
 
日军原定的限制占领区范围,加强对华封锁的持久战战略,仍然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为目标,但若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乃至期待其“在实力上沦为一地方政府”,说明其已经考虑不与国民政府媾和的可能性,这与其扶植伪政权密切相关。
 
第三个变化,是日军扶植成立伪政权。日本外务省曾提出“我军击破中央军,引发中国内部发生动摇,导致蒋政权瓦解,诞生新的中央政权”[36]的可能性。而日军则不待国民政府内部瓦解,即直接参与扶植成立“新政权”,准备“若中国进行长期抵抗,则对华北进行统一政务指导,可培养未来作为新中国基础的政权”。[37]负责在华北扶植“新政权”成立的华北方面军,坚决反对与国民政府媾和,认为即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双方媾和的结果,也不过可能只是“形式上的效果”,“自欺欺人”,“只会让事变的巨大牺牲付诸东流,数年后,会面对更为排日的中国”,因此要从“政治、经济、思想”上整体地改造中国。这样一来,就必须建立“新政权”。[38]
 
从上述三个变化来看,日军占领南京等地,扩大占领区,增加占领成本,与原定持久战战略的减耗要求相悖,而考虑放弃与国民政府的媾和,又使得完成战争的难度加大,这两点均不利于其原定持久战战略的实行。但扶植傀儡政权,又给了日军以相当的对战争前景的乐观情绪。
 
在攻占南京后,12月15日,大本营陆军部审议通过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共同起草的《事变应对要纲案》,虽然仍然强调在媾和失败的情况下,要“减少我国在中国的国力消耗”的方针,但同时主张“将华北临时政府当作新中国的中央政权加以扶植,并扶植各地亲日反共政权,压缩摧毁抗日共产政权”[39],对傀儡政权协助日军完成战争目标的作用寄予厚望。
 
若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实力能够增强,日军在中国的战争消耗自然可以随之减少。日军虽然承认“在北方政权(即华北伪政权——引者注)成立初期,可以说是离开了日本的武力便难以立足”,但相信“随着南方政权(即国民政府——引者注)逐渐在抗日中赤化,北方政权提出反共救国口号,可以吸收‘白系诸势力’,以拥有与‘赤色势力’对抗的力量”。[40]也就是说,将中国划分为两个阵营,日本促成亲日阵营力量的增强,“使华北政权奉行亲日满反共政策,并通过兼并临近地域,与中国同种政权合作,迅速增强其实力”,同时打击分化抗日阵营,利用国民政府内亲共、反共,反日、亲日势力的冲突,行使谋略使其崩溃。[41]
 
日军企图借中国不同势力的内争来完成战争,那么原定限制占领区域的持久战战略便显得不合时宜。相反,日军需要扩大占领区,增强自身控制的“白色”势力的实力。在这一背景下,1938年1月11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在中日媾和失败之际,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不以其为对手”,“促其溃灭”,进行长期战争,而以“新政府”为对象来“进行国交调整交涉”。[42]对此,蒋介石认为日本系“延长中日战争,达到完全消灭反日中国政府之预期目的”,并评论“倭今日始知对华战争非长期不可乎”。[43]此次日本御前会议决议,说明其已决定对华进行长期战争。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政府声明,正式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1月20日,参谋本部作战课拟定《昭和13年(1938)以后战争指导计划大纲案》,拟定了详细的持久战作战计划,并在方案中确定,此时的战略重点是“指导目前对华持久之战争”。[44]
 
日军这份持久战方案,要求在政治方面,通过扶植“新政权”,不断压缩“蒋政权”的生存空间和实力;而在军事方面,则提出了三个阶段的持久战战略:
 
第一阶段,提出所谓“消极持久战”的概念,时间为1938年至1939年上半年。日军计划,在此期间攻占广州、平定黄河以北,然后转入战略调整态势,将战略重点由进攻转入防守,限制占领地域的增加,并组建守备兵力,代替当前的驻守部队,动员训练新兵,接替复员老兵,并建设城防,以最大限度地节约兵力。这一“消极持久战”方针虽然也包括了“攻占广州、平定黄河以北”的进攻目标,但整体思路是在“速决战”高强度的战争投入后,整理战线,换防部队,消化既有的占领区,循序渐进地为下一阶段的战略进攻夯实基础,正如其名,具有明显的“消极”色彩。
 
第二阶段,是与“消极持久战”相对的“准备攻势及正面作战”时期,其时间由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日军计划在这一时期“适时平定黄河至长江间地区”,从而加强“新兴政权”势力,并适时对国民政府展开“政治攻势”,引导战争走向终结。日军对“新兴政权”在军事上可能起到的作用亦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够“从速建立警察及军队,同日军守备队完成交接”。而日军自身则“做好同时对苏对华正面作战的准备”,并准备在对苏开战的情况下,整理在华战线,采取筑城(碉堡)的守势方针,主要由“新政权”发起攻势。
 
第三阶段,即“普遍持久及待机”时期,其时间为1941年及以后。日军计划此时若战争仍未结束,则沿袭前项基本方针,继续“戡定占领地区”、加强“新政权”实力、准备对苏战争等一系列措施,并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而对政策做出对应调整。[45]
 
第一、第三阶段,一定程度上都是前一阶段政策效果的消极延续。而关键的第二阶段,则明显具有积极进攻的特征。但无论是军事进攻还是“政治攻势”,日军均对傀儡政权的作用寄予厚望,而尽力节约自身战力,减少国力消耗。为稳步实现这一目标,该方案划分了1938—1941年至少四年的战争周期。1938年2月16日,御前会议通过了根据这一方案内容制定的至当年夏季的日军对华作战计划,要求“确保现有的占领区,保障其安定”,“在情况允许之前,不扩大现有战区,也不在新的方面发起作战”。[46]
 
在日军制定上述持久战方针的同时,中国方面国共双方亦均确定以持久战形式进行抗战。
 
蒋介石主张,“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47],认为:“倭政府无力统军,其国内多不满于少壮派之横行,而且嫌恶战争,若我能持久,则倭必不能久持也。而其国内经济之崩溃犹在其次乎。”[48]
 
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则判断,“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49]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日本对华进行持久战,其核心特征之一是加强封锁,包括控制上海,封锁中国沿海。这与前文所言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持久战方针几乎一致,证明了毛泽东判断的准确。
 
然而,蒋介石对“倭必不能久持”的判断,可能低估了日军通过总动员体制进行总体战的能力,而日本发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则压制了国内“嫌恶战争”的倾向。日军此时确定的持久战计划,试图竭力减少在华国力消耗,循序渐进地将封锁线由沿海推进到中国内地,以政治分化、军事封锁的方法压迫抗战阵营,而由傀儡政权统治占领区,使抗战力量与日伪实力对比呈现此消彼长态势。日军企图借此在控制自身战争消耗的同时,在对华持久消耗战中处于有利地位。
 
然而,日军要对抗战阵营进行政治分化,则需要首先强化傀儡政权的实力;要进行严密的军事封锁,则需要首先稳固自身在占领区的统治,而这都需要相当的时间,为此日军持久战方案中设置了约一年有余的“消极持久战”时期。但日军在攻陷南京后,军中弥漫着乐观而亢奋的进攻情绪,“消极持久战”这一战略仅字面上的“消极”二字,便可能会刺激到日军神经。该战略推出后,立即引起了日军内部激烈的反对。
 
3月1日,制定持久战方案的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因其所主张的“战略紧缩方针”而突遭免职,由主张积极进攻战略的稻田正纯接任作战课课长。[50]限制进攻范围的持久战方案,亦随之遭到搁置,日军再次转入对“决胜”的投机之中,连续发起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多场大型战役。7月31日,参谋本部作战课提出,日军当前战略计划为“摧毁蒋政权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继续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占领黄河、长江之间地带的目标”。[51]
 
日军原定的持久战方案计划利用二至三年时间完成这一目标。在中日实力对比未出现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此时日军却准备在当年内将之完成。如果日军能达成战略目的,说明“消极持久战”计划过于谨慎保守,但如果原计划推断无误,此时日军的大胆进攻便存在沦为冒进主义的风险,尤其是在傀儡政权尚无实力的情况下,日军如此扩大占领区,其进行持久战的成本消耗便可能走向失控。而日军做出这一风险决策的背景,是其再次做出了可能通过速决战完成战争,从而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战略判断。
 
8月18日,参谋本部作战课制定《关于终结战争的最高指导方案》,提出“努力于年内解决事变”,并希望“政治军事手段相配合,以汉口作战为中心的第一波解决和通过广东作战的第二波解决”。[52]日军搁置持久战计划,重新进行速决战的投机,其自身也意识到,这使其战略处于巨大风险之中。
 
回顾日军之前制定的多个持久战方案,均对扩大占领地区,与因之带来的巨大消耗存有疑虑。而攻陷武汉等地后,虽然日军意识到要“极力限制战线之扩张,采取紧缩持久态势”[53],但短时间内迅速扩张的占领区范围,远远超过了日军与傀儡政权的统治能力,广大而无法完全掌控的占领区,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日军的战争消耗,更成了抗战力量广阔的敌后发展空间。参谋本部作战课认识到,如果攻占武汉等地后未能结束战争,那就要“做好在十年间保持已有战线的准备”,每年都需要“付出十倍于建设‘满洲’的努力”,在此期间如果日苏开战或者占领区起义,那么“中原势必全面动摇”,而且“对于拥有如此广大国土和人民的国家”,“各个击破的战略完全无效”,“势必让第三国以逸待劳,最终东亚,特别是皇国走向自我毁灭”。[54]就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55]
 
如果日军在一系列的军事进攻后,仍未实现战争目标,其缺乏新的主动应对的办法,只能是“使全体国民决心永久抗争,决不让步,进入新的持久战争”,并“等待形势推移,努力抓住机会来结束战争”。[56] “形势”“机会”都是被动的不可计划的投机因素。军事进攻范围达到极致后的日军,不得不“等待着谋略、政略工作的运作”。[57]
 
1938年10月28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通过决议,提出“对华大作战随着广东和武汉的攻陷,而告一段落”,确定停止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将战略重点转向“确保广大地域的治安,进行长期建设”。[58]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由日本政府发表诱降国民政府的声明,同时进行由日军主导的对汪精卫等的“谋略工作”。
 
日军持久战战略主要着眼于节约国力,要求收缩战线、减少兵力,进而缩减对华战力投放,温存国力以备其他方面的战争需求。这一战略虽然能减少日军在华消耗,有利于其进行持久消耗战的态势,但很难在短期内使日军从中国战场脱身。日军此后的战略思路,仍然在持久战战略与“从速解决事变”的速决战战略间不断摇摆。



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持久战战略

1938年,毛泽东公开发表《论持久战》,综合分析了抗日持久战的整体形势与长远规划。这一纵论中国抗战整体战略及内外环境的雄文,在不久后便被介绍至日本国内。[59]1939年初,深田悠藏[60]在其《中国共产军之现势》一书中,节选《论持久战》内容,详细介绍其中抗战三阶段论,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观点,并指出,“(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是对消沉的蒋介石以激励”,深田还认为,“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所谓的失地,也就是占领地,其实并不是失去的地区,与之相反,是展开真正的抗日游击战之地,(中共)对此非常重视”,在此基础上深田预计未来“必然导致共产党所谓的民众武装、民族抗战的声势越来越大,中国的抗战被引导向共产党的方向”。[61]
 
日军虽然也意识到《论持久战》是体现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著作。[62]但在《论持久战》问世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军政界中似无流传广泛的完整译本。而随着中共敌后抗战作用的日益突出,1944年1月,日本外务省翻译了《论持久战》全文,并在序言中写道:“论持久战与新民主主义论并列为毛泽东二大著作,乃持久抗战之论据与对一般民众之大宣传,但同时也是观察中共政策的上好资料,因此虽时间上多少有失之已晚之嫌,但仍将之翻译并加入丛书”。[63]同年,大东亚省亦组织翻译了《论持久战》全文。[64]此时已近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预言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相关当局于此时急切翻译《论持久战》,显现出在中共敌后抗战地位不断上升情况下,不得不亡羊补牢。
 
而早在1938年末,日军侵占武汉与广州,决策停止大规模积极攻势后,日军便已表现出了对中共在日军占领区展开的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关注,对此广泛地收集相关资料,特别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各关于游击战的著作及各级指挥部门报告的资料”[65],并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乃至部分八路军的游击战相关资料均进行了翻译。其背景是日军在继续以政治诱降等手段,力图从速“解决事变”的同时,将战略重点开始放到维持占领区、减少战力消耗等持久战措施上。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部通过《昭和13年(1938)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针》,要求在继续强化“谋略工作”,扶植“新政权”的同时,在战略上做出重大调整,原则上停止扩大占领区,避免过多的战力消耗,尤其要“将作战兵力控制到最少限度”。方案要求,利用新设立的部队进行换防,努力减少驻防兵力和开支消耗,并以加强空袭来打击抗战阵营的抵抗意志,利用海上封锁等手段,截断国民政府剩余对外联络线路等。[66]
 
从原则上停止扩张占领区、节约兵力、加强对抗战阵营的封锁等内容来看,这一战争方案与年初的“消极持久战”方案内容相通,都着眼于减少日军自身消耗,加强对抗战阵营的封锁,使日军在持久消耗战中占据有利地位。然而,此时中国战场的形势与1938年初相比已有了很大不同,日军深入武汉一带,在中国内地保持军事力量,这固然对抗战阵营内部的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也让日军不得不维护在抗战阵营包围之中的补给线,使日军减少消耗的企图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日军要减少战争消耗,减少战区部队数量是最直接的途径之一。1939年6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达成削减在华兵力的共识,提出在当年年底,将关内85万日军削减至70万,1940年末减至50万,1941年末减至40万,其后保持此规模。[67]这份裁军方案,试图将中国关内战场的日军减少一半以上,执行时间持续三年以上,似乎可以说明此时军部对实行“消极持久战”的战略紧缩下了一定决心。
 
然而,此时的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外在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迅速增加,这直接动摇了日军在华进行“消极持久战”的决心。1939年8月,德国与日本的主要假想敌之一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给日本外交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德国在“事前同日本完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突然同此同盟(正在谈判的日德同盟——引者注)针对的对象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68]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公开承认“欧洲天地出现了复杂怪奇的新形势”,以致既定政策无法实施,并以此为由率内阁辞职。[69]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面对国际形势的重新洗牌,日本暂时采取保守的对外方针,减少与各大国的冲突,专注于中国战场。
 
9月4日,日本新首相阿部信行公开表示,日本不介入欧洲战争,专心于“解决中国事变”。[70]军部更是要求,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缓和态度,除对欧洲战争采取中立立场外,同时促进日苏关系的正常化,在保持同德、意友好关系的同时,协调与英、法、美等国的关系,加速“处理事变”。[71]
 
在这种新形势下,原定减少兵力的持久战方针就显得不合时宜。9月23日,军部统合关内多支日军部队成立中国派遣军[72],集中力量“处理事变”,以应对国际形势可能的下一步变化。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上书提出,长期消耗的持久战对日本有百害而无一利,要从中国战场脱身,只有增兵积极进攻,从军事上彻底推翻国民政府一途。[73]冈村宁次的观点,在中国派遣军中取得广泛共鸣,而参谋本部亦改变原定方针,以作战需求为由,否定了削减在华兵力的计划。[74]
 
然而,日军此举并非易事。1939年冬,国民政府军队发起冬季攻势,说明其仍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中共更是在华北等地开辟了大片敌后战场。日军要保持原有战线,便至少不能缩减兵力,要利用军事手段“处理事变”,更是不能不倾尽国力增兵进攻,但这就要进一步消耗日本国力,使其在国际形势中陷入被动。由于在华无论是增大战争投入,还是拉长战争时间,都不利于其在国际上的下一轮行动,日军迫切希望,能够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投入,来尽可能快地解决中国问题。为此日军对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包括与国民政府媾和及扶植汪伪政府寄予了厚望。
 
1940年初,在军部的指导下,中国派遣军制定对华政策时间表,要求在上半年促使“汪工作和对重庆工作并进”,从速“解决事变”,如果到了下半年,仍然无法达到目的,再停止与国民政府的接触,承认“汪政府”,决心实行“大持久战”。[75]随后,日军在一系列包括攻占宜昌等军事行动的配合下,试图与国民政府围绕媾和问题进行接触,然而并未取得成效。10月1日,得知军方主导的“和平工作”——“桐工作”失败后,陆军省着手制定下一阶段的持久战计划,以此为基础形成《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文件。[76]
 
为增强政策权威,强化政策执行力度,《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由御前会议决议通过,上升为所谓“国策”。但其中关于持久战的内容,日本高层并未达成完全一致。
 
日军对华持久战计划核心诉求之一,在于削减侵华消耗,温存国力。《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初稿针对日军深入武汉等中国内地,战线过长的不利情况,要求从武汉等地撤军,缩短战线以节省消耗。但参谋总长杉山元等坚决反对放弃武汉,并要求《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删去相关内容,对持久战计划如下:1.持久战的军事态势,同当下形势相比变化不大,即确保“蒙疆”和华北要地、汉口到长江下游要地、广东一部和华南沿岸重要战略据点,保持用兵的机动性;2.指导“新中央政府”加强对占领区的政治控制,以协助日本增强综合战力;3.立足于取得国防资源和稳定占领地民心,在华进行经济开发;4.整顿日本国内和在华机构,以适应持久战的要求。文件还要求,继续进行军事作战,加强对英美“援蒋”行为的封锁。[77]
 
11月13日,《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被提交御前会议讨论。会上针对“持久战的军事态势,同当下形势相比变化不大”的内容,首相近卫文麿询问杉山元:“持久战要求尽量避免国力消耗”,“因此需要整理现有的占领区,但在计划中,占领区的范围却没有大的变化,这样如何能保持国防力量的机动性?”杉山元回应表示:“采取持久战态势,主要应该着眼于增强战力、国力。现有态势若出现急剧变化,会给人以日本战败的感觉,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78]最终,这一要求维持现状的持久战方案在御前会议上通过。时任中国派遣军作战参谋的堀场一雄便认为,“中央提出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局限于确认目前正在进行的各项施策,未能究明今后要进行的大持久战的实质,空喊大持久战,却漫然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日军中央对大持久战“没有决心”。[79]
 
中国派遣军在制定具体的持久战计划时,认识到在无法缩短战线的情况下,对华持久战困难极大,只能延长战争时间,扶植“新政府”力量,分步骤、分阶段地让“新政府”代替日军承担统治占领区的成本,以削减日本战力的消耗。其据此拟定的《对华大持久战指导计划(案)》主张,对华持久战需要做出10年规划,包括“四年治乱、七年治民、十年治国”,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封锁从新旧黄河经淮河到杭州之间的广大地区,在1942年春将山东、河北、江苏三省彻底“肃清”,将淮南的江苏(除上海外)、浙江、安徽交给“新政府”试验治理。第二期,自1942年中期起,将封锁线推进至京汉线以西,“肃清”安徽、河南,将封锁线以东的华中地区移交“新政府”。第三期为“治乱期”,于1944—1945年占领粤汉线沿线,确保华南资源,孤立华中的江南地区和华东东部。第四期为“治民期”,在1945—1947年,让“新政府”努力实现粤汉线以东的江南地区和华南的“归顺”,确立日本国防圈,获取占领地民心,并确立“新政府”的实力。第五期为“治国期”,在1948—1950年,基本建成包括华北以及京汉线、粤汉线以东的华中、华南地区的“善政新中国”,并以此压迫内地的“敌对势力”,使之逐渐衰亡。此外,方针还要求,如果兵力和国际形势允许,则适时攻入中国内地。[80]
 
中国派遣军这一基本方针,将“压迫内地的‘敌对势力’,使之逐渐衰亡”置于1948—1950年,显然是在计算其兵力投入、预计消耗等因素后做出的无奈之举。但日军中央却认为,侵华战争仍然具有从速完成的可能性。
 
1941年1月,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奏天皇裕仁:“根据情况来看,现在还不是将中国事变转入持久态势的时机,汉口方面也不可以撤退。希望能在秋季,促使大势向有利的方向转移”。[81]
 
1月16日,根据《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由日本大本营陆军省部会议通过。该文件名称虽是一份“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但其首先确定的,却是日军下一阶段“速决”的战略方针,文件要求:“到昭和十六年(1941)秋天为止,基本上保持现有的对华压力,利用各种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图解决中国事变。”[82]其后日军发起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规模相对有限的进攻作战,但至1941年秋的预定时期,日军并未实现“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
 
而在此时,日军准备“尤其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解决中国事变”的倾向愈加明显。如上文所言,日军对华持久战战略在试图减少自身消耗的同时,重视对抗战阵营的封锁,以降低抗战阵营进行消耗战的能力。日军认为,英美等外界力量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是中国应对抗战消耗的重要支撑,与中国打消耗战,日本就需要控制东南亚的资源用于战争消耗,同时切断中国在东南亚的运输通道。10月23日,军部首脑会议判断,对中国长期持久战的出路,要借助间接的办法解决“南方问题”,“确实是为解决中国事变剩下的最重要的办法”。[83]日本计划“促使蒋政权屈服”的同时,“为对英美的战争做好准备”“强化进入南方的态势”。[84]
 
以改变国际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形势,当作“解决中国事变剩下的最重要的办法”,折射了日军高层至此仍纠结于不断尝试各种迫使抗战力量投降的办法,而缺乏与中国进行持久战、总体战的决心。正如石原莞尔所言,日军“强调外交问题尤其是南方问题的重要性”的做法,其原因在于“缺乏利用总体战对华正面进攻的自信”。[85]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战争初期的胜利,不仅使日军获得大量战争资源,也隔断了国民政府对东南亚的运输通道,使中国抗战在消耗战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日本判断,国民政府有可能会因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内部的动摇,并希望能借此使国民政府屈服。12月24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准备进行“重庆工作”,计划“通过帝国获得的战果,以及对其致命部位的强大压力,从而促成重庆方面的动摇”,虽然暂时还是以获取情报的谍报工作为主,但要“适时由谍报工作转向屈服工作”。[86]
 
然而,此时日军做出的国民政府内部可能发生动摇的判断,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抗战固然因封锁的进一步加强而愈加困难,但日美开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对抗战胜利的预期。得知日美开战的当日,蒋介石即感叹“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日已达于顶点”。[87]12月9日,蒋介石电告各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要求其告知各前方将领“吾人四年之余之艰苦抗战,已使敌寇自陷于毁灭之深渊,友邦已共起作武力之制裁,国际形势与抗战前途,可谓已达到吾人预期之理想”。[88]
 
日美开战也意味着毛泽东《论持久战》中“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主要的国际势力将进一步援助中国的预言成为现实[89],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激励了中国的抗战意志。
 
中国的抗战意志并未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但日军错误地判断,“重庆非常焦虑和狼狈”,主战者“失去了未来的希望”,并认为主战者虽未倒台,但“如果新加坡,缅甸方面的作战得以解决的话,在重庆有可能出现不一样的事态”。[90]
 
然而,新加坡、仰光等地失陷后,国民政府并未出现明显的动摇迹象。在外界压力效果不彰的情况下,日本高层再次讨论,能否增强日军在华直接的军事施压,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本次提出进攻建议的,是日本外相东乡茂德而非日军高层,在“(1942年)3月的联络会议上”,东乡提出在缓和对华条件的同时,恩威并用,“对重庆政权进行武力的压迫”。[91]
 
据1942年3月7日举行的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记录显示,东乡在会上质疑,原计划的“适时由谍报工作转向屈服工作”一事久久不能实现,并向参谋次长田边盛武表示,“对重庆政权进行所谓的‘设定谍报路线’就完了吗”“难道在军事上就没什么办法吗?”[92]结果在本次会议讨论的《今后所应该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大纲》文件上,留下了“在对华问题上更加积极地使用武力”,“现在从速进行作战”的批注。[93]而相较东乡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天皇表现出对中国战场很感兴趣,于是积极进攻的意见也开始得以抬头”。[94] 3月19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天皇裕仁报告,表明要“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成果,果断向处理支那事变迈进,力求从速解决之”。[95]
 
值得注意的是,日军此时的意见与以往积极进攻的主张不同,受限于其军事能力,日军表现出了在侵华军事战略上的保守态度。对东乡要求积极使用武力的意见,参谋次长田边盛武强调,日军并无在中国发起全面进攻的能力:“不能光考虑对中国的军事问题,要把对北、对南的形势都考虑进来,说实话,进攻重庆是实现不了的,当然,发起局部进攻是没什么问题的。”[96]但既然天皇施加了压力,日军只能开始制定对包括重庆在内的各目标的进攻计划,即“五号作战”计划,试图以军事压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4月1日,参谋本部第一部制定完成《对重庆战争指导纲要》,判断“大东亚战争后,现在的事态,是中国事变以来,从未有过的对华处理的绝好机会。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英美蒋就只能以一体的态势加以处理了”。[97]这样的表述显然仍然是速决战的思路,日军制定的对华持久战方针又一次遭到搁置。
 
4月9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奏天皇表示,“大东亚战争带来的情势变化,给中国非常大的打击,这种影响达到最高潮的时期,应该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时机”。[98]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日军“陆军统帅部,准备在五号作战的第一期后,在适当的时期,通过宽大的条件,引导中日走向全面和平”,而“如果五号作战不实施了……就是到了坚持长期战的时候了”。[99]
 
然而,如杉山元所言,日本要在“大东亚战争……影响达到最高潮”之际“解决中国问题”,但日军太平洋战场的优势地位未能保持。6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遭遇挫败,其后陆军又在瓜岛遭到重大损失,并在不久后将原定用于“五号作战”的第六师团等部队调往东南亚战场增援,事实上已经不再具有进行“五号作战”的能力。12月10日,参谋次长田边盛武正式告知中国派遣军,中止“五号作战”。[100]
 
“五号作战”无疾而终后,日军决策者对持久战战略愈加迷茫。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判定:“通过军事进攻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今后只能舍弃原有的因缘与习惯,指望政略施策了。”[101]而参谋总长杉山元则强调:“不伴随着彻底的作战,仅凭政略谋略,要完成对华的全面处理,是非常困难的”,但亦未能提出新的方案,仍然只是要求“陆海军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在占领地内进行彻底的治安作战,摧毁重庆方面继续抗战的意志和美英利用中国来进行反攻的企图。”[102]日军加强对占领区的残酷扫荡,固然会对抗战阵营造成重大打击,但在英美开始对日反攻的国际大环境下,要“摧毁重庆方面继续抗战的意志”实际上是不太现实的。
 
日军要在“占领地内进行彻底的治安作战”,说明其仍未完全控制占领区,其所扶植的傀儡政权对日军所起的减负作用有限。而“五号作战”的取消,说明日军已无进攻重庆等地、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能力。而日军要下定决心,实行前文所言持续10年以上的持久作战,迅速恶化的太平洋战场局势,也已经不会给其如此多的时间。
 
在这种被动的形势下,日军只能采取消极维持现状的持久战方针,等待整体战争形势的转机。1943年,日军为遏制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的趋势,要求从整体上“从速确立长期不败的战略态势”,而“在中国大陆,局限于(打击)针对我本土的空袭即可,目前要极力减少我负担”,“待确立对英美长期不败的战略态势,且我战力也得到强化扩充之际”,再去“运用武力去根本解决中国问题”。[103]
 
日军在此时要求在中国战场“极力减少负担”,虽然与全面侵华以来制定的持久战方针精神类似,但其实已有很大不同。这已不再是着眼于战争未来规划的主动战略收缩,而是在多线作战背景下的被动选择。无法在中国战场打开局面的日军,只能寄希望于“东亚战局取得有利进展,而欧洲战局方面,德国击败届时开辟第二战线的英美等,让英美战势停顿的好机会”,再来“发动对重庆的政治工作”。[104]
 
然而,至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局势愈加恶化,德国也未能击败开辟第二战线的英美,被动等待机会的日本,眼看国际形势已无助于其解决中国问题,而日益紧迫的战争形势,又进一步增加了其对完成侵华战争的迫切感。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发起了旨在改善太平洋战场形势,同时逼迫国民政府对日媾和的“一号作战”,试图借此“摧毁重庆政权继续战争的意志”。[105]但即使是日军大本营的作战参谋,在“研究1945年作战计划时,判断未来帝国在作战方面,已经无法挽回大势了”[106],连日军自己都看到战争失败已成定局,其对重庆国民政府诱和工作的结果亦可想而知。主张积极进行“重庆工作”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于1945年4月因“重庆工作”失败、太平洋战场无法打开困局等原因引咎辞职。8月,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其对华战略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结论

日军的战略方针一贯侧重于速决战,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军根据一战中欧洲各国的经验,认识到持久战、总体战已成为大国间战争的重要形式。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持久战,日军积极建设国家总动员体系,企图对外扩张侵略,以增加总体战所需要的资源;对内扩张军部权力,以确保国家各项资源能够用于战争。
 
日军《帝国国防方针》等战略方案要求,以速决战方针为优先,但也要为持久战做好准备,尤其是对与美苏等大国的战争,做好足够的战争准备。但对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战争,日军表现出了明显轻敌倾向,并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对战争的乐观预期影响下,以有限的兵力投放,来不断地扩大战争规模。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国便在全国展开持久战、消耗战的动员,并以总体战要求,对战时社会经济、国民战争意志等方面亦进行全面动员。日本虽然同样展开了国民总动员,日军战略尽力回避陷入持久消耗战,并拟定计划,要求在持久战之际,限定军事进攻的范围,加强对华经济封锁,在减少自身消耗的同时,削弱中国进行消耗战的能力,使日本在消耗战中居于有利态势。
 
然而,1938年初,日本当局对侵华战争的战略判断出现了重大转变,由以军事胜利逼迫国民政府媾和的速决战思路,转为扶植傀儡政府取代国民政府,不惜进行长期战争的持久战思路。日军立足于国民政府无法长期保持中央政府地位的判断,制定了新的持久战战略,称之为“消极持久战”。这一战略主要着眼于稳固已有的战争局势,扶植傀儡政权发展,收缩战线、换编部队,逐步通过傀儡政权来承接日军任务,从而减少日本国力消耗。
 
日军确定“消极持久战”方针后不久,其决策复为急于击溃国民政府的盲动思潮所裹挟,搁置“消极持久战”方针,在尚未稳固已有占领区,傀儡政权毫无实力的情况下,发起了向武汉、广州的进攻,将战线扩张到自身承受能力基础上的极值。结果在未能如愿以军事攻势逼迫国民政府投降的情况下,陷入其原本试图竭力回避的战线广袤、消耗巨大的持久消耗战之中。
 
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愿望更加强烈,并因此采取了缓和对外关系,试图集中力量于“解决事变”的方针,而其减少侵华兵力以进行持久消耗战的计划亦未能实行。日军仍然试图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通过扶持傀儡政权,分化、诱降国民政府等一系列“政略”“谋略”工作,迫使国民政府屈服。1940年末,日军在与国民政府的媾和投机失败后,才不得不进入对华持久战阶段。
 
1941年,日军仍未下定对华持久战的决心,要求等待国际形势的转机,来从速完成侵华战争。日军试图在获取东南亚资源,以增强日本消耗战能力的同时,切断中国对外物资通道,压缩中国进行消耗战的能力。在这一思路及国际形势变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日军最终“南进”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本当局一度判断中国可能会对日屈服,但这一愿景并未实现。于是日本当局要求对中国发起新一轮的军事打击,攻陷重庆等地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但在1942年6月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对中国的这一轮军事进攻计划最终未能实施。日军只能被动地维持在华现状,寄希望于整体战争形势的好转。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军始终未能按照其减少战争消耗的要求,放弃部分占领区以缩短战线。
 
随着日军太平洋战局的急剧恶化,日军在中国只能采取勉力维持现状的方针。虽然日军在1944年发起“一号作战”,并试图借机与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媾和的投机,但最终并未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日本对持久战、总体战的研究开始较早,亦建立了应对持久战的总动员体系,但中国并非日本最大的假想敌,日军在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同时,试图为其他方面可能进行的战争留下余力。因此日军对中国的持久战方针,更多地着眼于减少消耗,而非以总体战的方式投入全力。然而,日军对中国持续战争的能力与意志,多次做出重大误判,误信可凭军事进攻或政治诱降,在短时间内完成侵华战争。其结果就是日军对华战略纠结于持久战与“从速处理事变”的选择,多次出现反复,其持久战方针亦一直无法以大幅减耗的思路加以彻底实行。最终日军既未能彻底摧毁抗战阵营以结束战争,亦未能下定决心收缩战线、削减兵力以减少消耗,而是以一种漫然维持既定形势的战略方针,在中国抗战阵营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最终走向了灭亡。
 
日军对华持久战战略的失败,并非因为其不了解持久战的应对办法,也并不是其不了解消耗战的危险性,而核心在于对中国抗战能力的低估。尤其是在军事力量之外,对包括国民抗战意志在内的中国综合抗战能力估计不足,致使其军事“速决战”与政治诱降的企图屡次落空。而在进行对华持久战上,日军处于不愿为而不得不为之的尴尬处境,不但难以下定持久战决心,而且面对消耗战,在明知应全力减少消耗的前提下,缺乏在收缩战线、放弃部分占领区、减少兵力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决断。面对一次次战略预判的落空,日军不得不频繁修订战略规划,其战略处于多变的紊乱状态中。可以说,是中国进行的总体战、持久战,抗战军民的全力投入与坚决意志,打破了日军原有的战略构想,使其整体战争战略陷入混乱乃至崩盘,最终奠定了日本侵略战争的败局。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着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作用。


注释
🔺[1] 关于日本对华持久战研究,从社会经济、战时体制方面入手,对总体战的研究较多,其代表学者如纐缬厚著有『総力戦体制研究——日本陸軍の国家総動員構想』(三一書房、1981年)、『侵略戦争と総力戦』(社会評論社、2011年)等。着眼于日军军事战略的研究有,堀场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時事通信社、1972年)、防衛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10)』(朝雲新聞社、1967—1975年)、『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3)』(朝雲新聞社、1975—1976年)、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芙蓉書房、1978年)等。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河出書房新社、1961年)、小林英夫『日中戦争:殲滅戦から消耗戦へ』(講談社、2007年)、臼井勝美『日中戦争:和平か戦線拡大か』(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等,从战争的政治决策和作战过程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然而,专门的对日军对华持久战宏观军事战略方面的研究仍不充分。在国内,除徐勇在《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结合武汉会战等战役,对日军持久战战略进行了考察外,相关研究尚少。
 
[2] 《中国军事辞典》编纂组编:《中国军事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649页。
 
[3] 陸軍省著、尚武堂編纂『改正歩兵操典』、井上一書堂、1909年、111頁。
 
[4] 葛原和三「帝国陸軍の第一次世界大戦史研究——戦史研究の用兵思想への反映について」、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年報』第4号、2001年3月、34頁。
 
[5] 永田铁山,日军“统制派”领袖,积极推动日本社会、经济军事化,后于军务局局长任上遭刺杀。
 
[6] 臨時軍事調査委員『国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陸軍省、1920年5月、2頁。
 
[7] 『国家総動員に関する意見』、1、2、178頁。
 
[8] 林銑十郎,日本前首相,曾任日本驻国际联盟陆军代表。林銑十郎『長期戦通俗講話』、使命会、1940年、3頁。
 
[9] 石原莞爾『非常時と日本の国防』、アサヒ印刷所出版部、1935年、19—23頁。
 
[10] 竹内宏『昭和経済史』、築摩書房、1999年、44頁。
 
[11] 中村隆英『昭和経済史』、岩波書店、2005年、77頁。
 
[12] 「重要産業5ヶ年計画要綱実施に関する政策大綱(案)陸軍試案」、1937年6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169200、総力戦研究所史料重要産業拡充計画策定経緯(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3] 竹内宏『昭和経済史』、第46頁。
 
[14] 陸軍省新聞班『国防の本義と其強化の提唱』、陸軍省、1934年、24頁。
 
[15] 陸軍省「帝国及列国の陸軍」2、1937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5120396500、帝国及列国の陸軍(4冊)昭和9~12年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6] 本书系整理石原莞尔于1929年发表的多篇演讲而成。石原莞爾『戦争史大観』、中央公論社、1941年、60頁。
 
[17] 「帝国国防方針」、1936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1005100、帝国国防方針昭1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8] 陸軍省「帝国及列国の陸軍」1、1937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5120396400、帝国及列国の陸軍(4冊)昭和9~12年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9] 「帝国国防に要する兵力」、1936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1005100、帝国国防方針昭1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0] 陸軍省「帝国及列国の陸軍」1、1937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5120396400、帝国及列国の陸軍(4冊)昭和9~12年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1] 参謀本部「帝国国防方針」、1936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1005100、帝国国防方針昭1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2] 「帝国国防方針及帝国軍の用兵綱領改定に関する陸海軍共通記録」、1936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1168000、帝国国防方針帝国軍の用兵綱領関係綴昭和11.2~1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3] 「帝国軍の用兵綱領」、1936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1169800、帝国国防方針帝国軍の用兵綱領関係綴昭和11.2~11.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4] 松村知勝『関東軍参謀副長の手記』、芙蓉書房、1977年、187—188頁。
 
[25] 「昭和12年度帝国陸軍作戦計画訓令」、1937年、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32800、北支那方面軍状況報告綴昭和12年10月25日~昭和14年6月25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6] 資料整理部「旧日本陸軍の対支那軍作戦に於ける日本軍と支那軍との戦力比に関する考察」、1951年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5010050000、「昭和26年1月連合軍司令部の質問に対する回答文書綴(航空)13/2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7]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朝雲新聞社、1975年、284頁。
 
[28]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83頁。
 
[29] 「北支ニ兵力ヲ行使スル場合対支戦争指導要綱(案)」、1937年7月1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53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0]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284頁。
 
[31] 「昭和12年支那事変に於ける第10軍作戦指導に関する考察」、1938年4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740000、第10軍作戦指導に関する考察昭和12年7月~12年12月末(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2] 「国民精神総動員実施要綱」、1937年8月2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5020313800、種村氏警察参考資料第132集(国立公文書館)。
 
[33] 「北支事変ニ適用スベキ国家総動員計画要綱」、1937年9月4日、吉田裕、吉見義明編『資料日本現代史』10、大月書店、1984年、16—20頁。
 
[34] 「国交調整と同時に交渉すべき諸事項」、1937年9月2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232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四巻(A-1-1-34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5] 「事変対処要綱案(対現中央政府解決ノ場合)」、1937年12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58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36] 「北支時局収集に関する外務省の意見」、1937年7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27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二巻(A-1-1-34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7] 陸軍省軍務課「事変長期ニ亙ル場合ノ処理要綱案」、1937年10月3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483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十八巻(A-1-1-0-30_01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8] 北支那方面軍「事変収容策案二関スル意見」、1937年9月30日、『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351、352頁。
 
[39] 「事変対処要綱案(従来ノ中央政府否認後)」、1937年12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58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0] 北支方面軍参謀部「北方政権樹立に関する基礎的観察」、1937年11月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929400、北支那作戦史要北支那方面軍3/3昭和12年9月1日~昭和13年5月3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1] 大本営陸軍部「事変対処要綱案(従来ノ中央政府否認後)」、1937年12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58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2] 「支那事変処理根本方針」、1938年1月1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480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十八巻(A-1-1-0-30_01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3] 叶健青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1),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27页。
 
[44] 「自昭和十三年二月至同年夏季支那事変帝国陸軍作戦指導要領」、1938年2月16日、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200、201頁。
 
[45] 「昭和13年以降ノタメ戦争指導計画大綱案」、1938年1月2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60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46] 「自昭和十三年二月至同年夏季支那事変帝国陸軍作戦指導要領」、1938年2月16日、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200、201頁。
 
[47] 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1937年8月18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608页。
 
[48]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2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49] 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第5页。
 
[50] 河辺虎四郎『河辺虎四郎回想録』、毎日新聞社、1979年、92頁。
 
[51] 「秋季作戦ヲ中心トスル戦争指導要領」、1938年7月3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64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2] 「戦争終結ニ関スル最高指導案」、1938年8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65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3] 「秋季作戦ヲ中心トスル戦争指導要領」、1938年7月31、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64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4] 「戦争終結ニ関スル最高指導案」、1938年8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65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5] 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第43、44期合刊,1938年7月,第15页。
 
[56] 「戦争終結ニ関スル最高指導案」、1938年8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65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7] 「戦争終結ニ関スル最高指導案」、1938年8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65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58] 「国家総動員強化二関スル件」、1938年10月23日、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1)』、六一書房、2010年、401頁。
 
[59] 对毛泽东《论持久战》文本的研究,日本战后亦出版过多个译本:尾崎庄太郎译『持久戰論: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より六月三日までの間の延安抗日戰争研究會に於ける講演』、人民社、1946年。村井友秀著、戦略研究学会編『毛沢東』、芙蓉書房、2004年。此外,日本学者亦主要从社会主义著作研读角度发表相关论文如:小林登「毛沢東の哲学について——持久戦論を中心とする考察」、『愛媛大学紀要』、1956年12月。中西功「中国革命の嵐の中で持久戦論研究」、『歴史評論』、1969年10月。大槻重信「古典を読む古典から戦争と平和を学ぶレーニン社会主義と戦争と毛沢東持久戦論」、『社会主義』、2013年8月。
 
[60] 深田悠藏,日本中共研究者,曾任伪满洲国《明道》杂志主编,其部分著作被日军直接引用为参考资料。如日军对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共的研究《支那剿共战略之研究》中,强调“本研究除结语外大部分取自深田悠藏之『支那共産軍の現勢』”。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496200、支那剿共戦略の研究昭和16年1月10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1] 深田悠蔵『支那共産軍の現勢』、1939年、改造社、40、41頁。
 
[62] 日军在翻译《新民主主义论》的序言中强调,“《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继《论持久战》《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后又一重要论著”。多田部隊「毛沢東新民主主義議論」、1940年7月2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4122176600、昭和15年「陸支密大日記第28号2/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3] 毛沢東著、在北京日本帝国大使館情報課資料室訳『持久戦論』、在北京日本帝国大使館情報課資料室『中共資料叢書』、1944年1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10070234500、持久戦論毛沢東著/1944年(在外_47)(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4] 毛沢東著、上海日本大使館特別調査班訳『持久戦論』、大東亜省総務局総務課『毛沢東抗戦言論選集』、1944年7月、国立公文書館网站: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image/F1000000000000070249,2018年9月1日。该译本系根据解放社1938年7月校正版内容所译。
 
[65] 新民会中央指導部調査課「抗日遊撃戦の概要」、1939年5月、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0414200、抗日遊撃戦の概要昭和14年5月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6] 陸軍省部「昭和13年以降対支処理方策」、1938年12月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573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1昭和12年7月~昭和13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67]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朝雲新聞社、1975年、150—152頁。
 
[68] 近衛文麿『平和への努力——近衛手記』、日本電報通信社、1946年、17頁。
 
[69] 「平沼内閣の総辞職」、『大阪朝日新聞』、1939年8月29日、神戸大学附属図書館新聞記事文庫。
 
[70] 「欧州大戦に介入せず、専ら事変解決に邁進、帝国政府、態度闡明」、『東京朝日新聞』朝刊、1939年9月5日、第1版。
 
[71] 「欧州戦争二伴フ当面ノ対外施策(陸軍案)二関スル件」、『日本外交文書·日中戦争(1)』、500—503頁。
 
[72] 「大陸命第三百六十三号」、1938年10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60919500、大陸命巻05(第0301~0400号)昭和14.05~12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3]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152、153頁。
 
[74]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150—152頁。
 
[75] 「昭和15年事変現地処理方針」、1940年1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648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資料綴(支那派遣軍の部)昭和12年7月27日~昭和16年6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76]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310頁。
 
[77] 「支那事変処理要綱」、1940年11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519800、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三巻(A-1-1-0-30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78]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318、319頁。
 
[79] 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时事通信社、1962年、485頁。
 
[80] 「対支大持久戦一般方略(案)」、1940年12月1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630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3昭和14年3月~昭和16年6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1] 杉山所陈述的主要理由,仍然是从攻势方针的有利态势出发。认为,“如果从汉口方面撤退,从攻势作战转入守势作战,就很难用有利条件解决事变。在将来,举行战后和平会议时,可能会给人以轴心国在东洋方面战败的印象,因此无论如何,整理战线一定要慎重为之”。(『木戸日記』、1941年1月18日、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849頁)对此,内大臣木户幸一则与杉山元意见相左,他向天皇表示,“今日最要小心的,与积极论者妥协,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外,无法让敌人彻底屈服,对内,无法充实国力,其前途将让人寒心不堪”。(『木戸日記』、1940年11月29日、839頁)双方的争执面前,裕仁也左右为难:“总长说的也有道理,但从财政上来看,我国真的能否坚持,政府需要充分研究和准备”。(『木戸日記』、1941年1月18日、849頁)
 
[82]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328頁。
 
[83]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310、311頁。
 
[84] 「情勢の推移に伴ふ帝国国策要綱」、1942年7月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183800、情勢の推移に伴う帝国国策要綱御前会議議事録昭和16年7月2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5] 石原莞尔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这种“间接解决”已经背离了持久战要求的“总体战”原则,是在中国战场无计可施情况下的逃避行为。1941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石原莞尔表示,“事变”既然已经发展为持久战,就应该重视包括“武力战、外交战、思想战、经济战”的总体战战略。但是,武力战上日本战略一直追随舆论要求,绝无奏奇功之可能;外交战上日本过高评价了国际“援蒋通道”的作用;思想战上中国树立了抗日的不变信念,而日本完全不知如何宣传;经济战上日本不顾时代变化,顽固执行利用先进生产设备在华获取利益的殖民地式经济政策。石原莞爾「欧州大戦の進展と支那事変」、『改造』1941年10月号、112—123頁。
 
[86] 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決定「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対重慶屈伏工作ニ関スル件」、1941年12月2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060000、支那事変戦争指導関係綴其の2昭和13年1月~昭和17年11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87]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1941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625页。
 
[88]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47),1941年12月9日,第633页。
 
[89] 毛泽东《论持久战》,《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订本,1938年7月,第16页。
 
[90]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3)』、朝雲新聞社、1970年、359頁。
 
[91] 東郷茂徳「時代の一面——東郷茂徳外交手記」、原書房、1967年、301、302頁。
 
[92] 「第92回連絡会議」、1942年3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259200、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議事録其3昭和17年1月10日~18年1月3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3] 連絡会議決定「今後採ルベキ戦争指導ノ大綱」、1942年3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972000、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戦時中ノ重要国策決定文書集(A-7-0-0-9_5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4]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3)』、594頁。
 
[95] 「支那事変処理二対スル腹案」、『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3)』、593頁。
 
[96] 「第92回連絡会議」、1942年3月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259200、大本営政府連絡会議議事録其3昭和17年1月10日~18年1月3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7] 「機密戦争日誌」、1942年4月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320300、機密戦争日誌其4自昭和16年12月8日至昭和17年12月7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98]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3)』、596頁。
 
[99]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5)』、朝雲新聞社、1973年、119頁。
 
[100]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5)』、578頁。
 
[101] 種村佐孝「大本営機密日誌」、ダイヤモンド社、1962年、144頁。
 
[102] 「参謀総長御説明」、1942年12月2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192300、大東亜戦争完遂の為の対支処理根本方針御前会議議事録昭和17年12月21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3] 参謀本部第十五課「大東亜戦争終末方策」、1943年8月2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290400、昭和18年大東亜戦争戦争指導関係綴一般の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4] 参謀本部第十五課「大東亜戦争終末方策」、1943年8月2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2120290400、昭和18年大東亜戦争戦争指導関係綴一般の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05] 『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8)』、朝雲新聞社、1975年、29頁。
 
[106] 種村佐孝「大本営機密日誌」、1944年7月2日、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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