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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青年会:论文就是一切,讨论就是一切

澎湃新闻

   5月12-13日,第五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下文简称“抗战青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院校的32位青年学者,以及参加指导的杨奎松等9名学者与会。为期两天的会议内容多、容量大,参会青年学者有交锋、有交流、有交谊,收获颇丰。
   自2013年起,为了扶持青年学者成长,壮大抗日战争史研究队伍,《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发起了抗战青年会,除2014年因为时间调整没有举办之外,至今已经举办了五届,现已成为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品牌”会议。其倡导创新、充分讨论、不落俗套的风格引起学界良好反响,一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高质量论文的发表也获得各方好评。
   谈起创办抗战青年会的初衷,《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研究员表示:“学术乃天下公器。杂志要尽最大努力做好学术,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良好的学术平台。”培养扶持青年学者也是杂志的责任,虽然很多青年学者的论文不成熟,修改起来费时费力,但他还是希望“在你们成长的路上,我们同行”,通过《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以及抗战青年会的平台,帮助青年学者成长,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风气。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每届青年会都留下相当数量的论文刊登。第一届在86篇投稿中选出30篇参会,12篇发表;第二届在90篇投稿中选出31篇参会,12篇发表;第三届在126篇投稿选出36篇参会,12篇发表;第四届在132篇投稿选出35篇参会,15篇发表;第五届在在146篇投稿中选出32篇参会,也将留下不低于三分之一数量的论文发表。
“论文就是一切,讨论就是一切”
   为了达到充分讨论、交流的目的,高士华不断改进研讨会的组织方式,也使得抗战青年会颇具特色。
   首先,“一切以论文为中心”。不限专业、地区,只要年龄在45周岁以下、能用中文交流者均可投稿。来稿采取盲审机制,严格按质量选取,只要论文入选,即可参会。以本届抗战青年会为例,本届讨论会32篇论文,本科生、研究生、教授皆有入选,学术面前一律平等,同台讨论、评议。
其次,不说好话、套话,只提意见。所有论文电子版在会前即发给会者,讨论会不设论文宣读、说明时间,直接进入评议,以便节约时间展开充分讨论。每篇论文指定一位主评人,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对该论文进行评论;之后进入自由讨论,所有人都可提问、质疑、评议,每位发言人也以五分钟为限;最后,论文作者再集中进行回应,时限八分钟。在评议环节,大家讨论热烈,不留情面,从章节标题、引用材料、文献综述、文章结论等各个方面提出意见,有的论文甚至从标题到结论被全篇“否定”。
   再次,充分讨论,理性交流。与会学者聚焦研究本身,只谈学术,不回避问题,讨论的出发点都在于使论文更加完善,所以虽然有些发言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但整体氛围却非常融洽。讨论会不设分会场,自始至终,聚集一堂,成果共享。部分青年学者不止一次参加抗战青年会,已经结识了不少学友,会下继续进行深入讨论,交换对彼此论文的看法。
   此外,为了增加青年学者的收获,本届抗战青年会特别邀请了杨奎松、吴景平、张生、鹿锡俊、臧运祜、陈雁等知名学者参与主持、点评,并在两天会议的尾声分别邀请杨奎松和吴景平分享了自己的治史经验。

   通过举办抗战青年会,也给《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带了丰厚的收获。每年都有不少学术新人入选参会,优秀的青年学者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越来越成熟,《抗日战争研究》的作者队伍也越来越壮大。高士华戏称抗战青年会是“大审稿会”。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青年学者纷纷表示很享受这样的时光,单纯而热烈,一切以学术为中心。据说在往届抗战青年会上,曾有受不了大家的评议而中途离会的情况发生,会议争论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高士华表示:“我曾经在日本的大学研究、读博4年,教书13年,17年的在日经历让我深深地认识到,不论从哪个方面说,提高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水平都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在2013年接任《抗日战争研究》主编后,为了抗日战争研究能长久而又深入地进行下去,开始尝试以《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为平台,下大力培养青年力量,现在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这都是合办单位、指导学者、青年学人共同努力的成果,相信抗战青年会以后会越办越好。”

做历史要“同情之理解一切历史中人”
   在第一天会议尾声,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作了总结发言。除了点评几位学者的论文之外,杨奎松还针对档案材料的应用、历史学者的立场,以及历史研究意义等问题,分享了他的治史经验和思考体悟。
   对于档案的应用,杨奎松认为,现在很多青年学生在做研究时,都会陷入档案之中,看到档案里讲的事情,会认为它就是历史,某份档案里怎么写,他就怎么说,甚至把档案里的语言都直接复述出来。然而很多领导讲话、总结报告等文件资料,相对来讲并不是纯粹的史实性资料,这些资料中虽然有真实的部分,但也有些是在政策主导下形成的,是经过价值判断的。所以事实到底如何,不能完全通过这些文件资料反映。如果不多方面了解情况,就很难区分哪部分是真实的。今天的历史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档案的范畴,档案只是参考,起到提供线索的作用,不能只根据档案说话。
   今天的年轻人和过去的历史有很大的距离,要让他们理解当时的东西,必须下很大功夫。杨奎松就要求他的学生们做社会调查、跑田野,找各种各样的亲历者,了解历史真实的情形。而对于档案,很多要靠自己去悟、去判断、去选择,难度其实是很大的,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个挑战。

   接着,杨奎松分享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在大陆和台湾的参会经历。
   90年代一段时间里,抗日战争研究一度如火如荼,举办过很多会议,但渐渐走上了批判史学的路子,会议逐渐变成了“声讨和控诉”。最激烈的时候甚至动辄大谈“日本民族的劣根性”,直接把历史研究上升到民族歧视的层面上。记得有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学者与会,发言者从政策研究的角度谈问题,讲了一些主张实事求是的话,当场就被一些与会者大声斥责。以后,再没见他们来参会了。
   从情感、立场出发研究抗战史,也反映在两岸学者早期的交流上。1995年,在台湾第一次举办两岸学者的抗日战争研讨会,大陆学者乘坐的大巴车刚到“中研院”学术中心大门口,原来等在门外的一个台湾同学就兴奋地往里面跑,一边跑一边喊“共匪来了”!在那次会议上,双方虽然坐在一起谈抗战,谁都没有真的把对方学者视为“匪”,但是,有些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政治术语还是很容易蹦出来,围绕着某些历史评价性的提法或问题争得很厉害,谁也说服不了谁。
   杨奎松认为,研究历史中人要能够换位思考,要坚持“同情之理解”,今天大概没有哪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不赞同。问题不在于这一方法对或不对,而在于研究者同情理解谁?
   杨奎松谈到,许多同学在做某个人物的思想生平研究时,不管他过去是否了解这个人物,研究的过程中都会渐渐地“同情之理解”这个人物的情况。因为对这个人物有了较多的“同情之理解”,转而就变得不能“同情之理解”与之有矛盾或相对立的人物。类似的情况不止于年轻学生。1995年,杨奎松在《历史研究》发文就传统党史将陈独秀大革命时期的所谓“错误”定性为“右倾投降”进行商榷,主张如实述史,之后为陈“翻案”的文章迅速多了起来。但一些学者为陈独秀“翻案”,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过去传统党史是共产国际苏联什么都对,陈独秀什么都错;现在因为大家“同情之理解”陈独秀了,就不同情、不理解当年跟陈有矛盾的或批评过陈的共产国际,自然也就不同情、不理解当年站在共产国际一边批评过陈的党内其他领导人,又成了共产国际什么都不对,陈独秀什么都对了。
   杨奎松说,改革开放之初,大家几乎都认为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要求真,即要把真实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来,留给后人。现在看来,简单地求真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今天的研究越来越微观,越来越具体,网络发表又极其便利,不管有没有历史学的训练,大概任何一个人,基于自身的立场、情感,想要考察、揭示出历史上的某一部分真实的情况,讲自己认同的那部分真实,都是很容易的。不容易的是,如何能够把片面的、碎片的真实,拼接成一幅能够看到一幅动态的并且是完整的历史画面。不能只讲一方眼中看到的历史真实,不能只强调历史一方的理由和逻辑,而应该能够反映出历史当事各方所看到所经历的历史真实,以及各方所据以思想和行为的复杂原因。
   杨奎松举了他长期研究的国共历史为例,迄今为止,不少台湾学者还觉得大陆学者对于国民党史的理解是概念化的,甚至是片面的。因为大陆学者很容易站在成王败寇的角度上来看历史,用一种批判式的眼光看待历史上两党之间发生的问题,即使是他自己,也常常还是会对国民党当年的作为感到不易理解,会去想“国民党内部怎么那么乱”或者“蒋介石怎么这么处理问题”?同样的,台湾学者研究到共产党的历史时,也往往会把一些情感上的或价值判断的东西加诸上去,因而不仅情感隔膜,而且觉得无法理喻。两岸学者都是中国人,并且学术交流已经二三十年了,情况至今还会如此,中日历史关系,包括抗战史研究,涉及到民族和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战争与伤害的问题,其间的隔阂、困扰可能会有多大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杨奎松认为,历史求真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真正的或者说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过去讲要研究好历史,研究者自身首先要能做到不偏不倚,亦即要保持客观、中立,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带着自己“同情之理解”的一方的情感和立场,志在为自己或者自己一方去做研究,证明自己对,别人错。他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要客观、中立,并不是说历史研究者没有自身的立场、情感和价值观,而是说,历史的真实只能在对历史当事人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如果你只能‘同情之理解’你所研究的那部分历史人物、党派、阶级、民族、国家,而无法‘同情之理解’与你认同的那一方矛盾冲突的历史人物、党派、阶级、民族、国家,你就只能理解你所同情的一方思想行为的原因和逻辑,无法理解对立一方思想行为的原因和逻辑。因此,你也就只能看到或还原历史的部分真实,发现不了、也揭示不了整个的历史真实。”
   杨奎松希望年轻一代学者能比较早地领悟到这一点,明白仅仅还原部分真实是不够的。研究历史,最难的是要能“同情之理解一切历史中人”。历史研究者理当了解,“无论是历史上被视为敌人的人,或者历史上把我们当成敌人的人,大家其实都是人,没有谁天生就是恶的,恶的发生是有原因的。把历史中人作为普通人来看待,这是同情之理解一切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也是考察和回答历史中很多难以理解的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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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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