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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

原创

   回顾历史,一群正值青春岁月的女党员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庭,选择了一条艰辛、危险的革命道路,正是因为她们内心渴望冲破束缚的牢笼,摆脱不平等的歧视。恰好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更切合实际,更吸引这些追寻解放的女性。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她们内心远远超越了“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更多地抱有在救亡图存,改造旧社会的朴素的政治思想。所以即使她们面对这布满荆棘的道路,也勇往直前。


   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缪芸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加上积极接受新思想,所以对缪伯英的教育非常重视。缪伯英从小敏而好学,1917年7月时,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

缪伯英


   不满20岁的少女来到各种新旧思想碰撞交融,中西学术争鸣的北京,大开眼界。很快她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习的何孟雄。在何孟雄的影响下,缪伯英经常参加北大的读书会,社团活动等,甚至曾一度暂时中断了在女师大的学习, 到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虽然工读互助活动很快失败了,但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新闻界做了大量的报道,甚至缪伯英的老家湖南都知道此事。作为父亲的缪芸可未对女儿进行干涉,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今逾耳顺亦知新”的诗句,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由于缪伯英在北京大学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致使她在女师大延期一年毕业,但正是这些丰富社会活动让她更加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为她以后的妇女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发起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研究会主要包括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研究会成立不久,何孟雄介绍缪伯英经加入该会。加入该会后,缪伯英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书籍,初步建立共产主义思想,实际行动上她经常受李大钊的委托,将马列书籍向女高师同学广泛传播,还曾冒着风险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随后为充实力量,北京共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5人入党。21岁的缪伯英由此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名女党员。我们唯一能看到的缪伯英的文章便是其发表在1920年12月15日《家庭研究》杂志第三期上的《家庭与女子》一文。该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它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她认为家庭制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历史现象,是由人类创造出来,所以也可以由人类加以改造甚至变除。她同时鼓励广大妇女“应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道路上走!”这对于广大妇女破除中国封建家长制,参加社会革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921年秋,缪伯英同何孟雄结婚,婚后两人住在北京景山的中老胡同五号寓所。这不仅是两人的新家,更是北京地下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到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取道北京,就住在他们家里。两人一起开展党的工作,相互配合共同进步,被同志们成为一对“英”、“雄”夫妻。


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


    1922年5月,时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同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管妇女部工作,根据党的指示,经常赶往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建立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担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8月,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投入开展党外联合战线的工作,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建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推动妇女运动,帮助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3年2月,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此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最后,这次罢工以失败告终,缪伯英就组织募捐,救护援助到受伤严重工人、失业工人及其家庭。同时还秘密编印反应北洋军阀政府血腥残害工人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北洋军阀的暴行。缪伯英与战友们不辞辛劳,四处奔走,极大地热情投入到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通过编印材料,创办夜校,组织俱乐部,宣传演讲,组织工人运动等多种形式发动团结工人群众,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促进了广大工人群众思想的觉醒,而且全国上下大江南北相互呼应相互联系;对于缪伯英来说,她个人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了。

    由于叛徒告密,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被迫转移回湖南老家,1925年时到长沙,应她的母校——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缪伯英到女师附小担任主事。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书记李维汉请她担任湘区委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后来回忆: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在担任第一女师附小主事期间,缪伯英常常关心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并且注意引导学生们为革命事业奋斗。曾经在女师附小就读过的学生余甲男就曾回忆道:

    我一到学校,伯英就热情接待了我。因我家境窘迫,没有铺盖行李,她就从自己家搬来一套被帐,给我开了铺。我身无分文,交不起伙食费,她又到庶务室联系,在餐厅饭桌上贴上了我的名字,并对我说:‘以后吃饭坐到自己座位上就行了。’我是个举目无亲的乡下女孩子,伯英对我关怀备至,亲如姐妹,使我处处感到革命家庭的温暖。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日记,题为《我的痛史》,抒发了对旧社会的愤恨。伯英看了,立即提笔挥写了精湛的批语:‘生以青年有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可补也,海可填也,天下事何遽不为乎!’这催人奋进的珍贵格言,给了我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啊!

    同时,第一女师附小是中共的一个重要活动点。受党组织的派遣,缪伯英参与了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改组后机关移至第一女师附小内办公。省女界联合会成立后,帝国主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为了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成立,缪伯英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和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同时,缪伯英还组织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长沙的大街小巷交通要到。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军阀赵恒惕政府寝食难安,对参与运动的进步人士进行屠杀,并且散步 “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四斩”布告。为了救助帮护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在奔忙于革命期间,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但她把孩子交由母亲照料,自己又投奔革命,放弃了对自己孩子的照顾和教育。


缪伯英和儿子何重九


    “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湖南人民悲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高呼“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北伐战争前夕,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直接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组织人民群众积极迎接北伐的斗争。北伐军与吴佩孚军队在湖南激战,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多次展开激战。缪伯英冒着生命危险,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

    1926年10月,随着北伐军攻取武汉,丈夫何孟雄从北京调至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也根据党的指示来到武汉,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而其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1927年下半年,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族弟缪位荣、儿子何重九也一起前往同行。在上海,缪伯英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即担任物理教员,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化名为廖慕群。

    1928年3月20日,缪伯英生下女儿何小英,而此时上海的斗争环境非常险恶。何孟雄与缪伯英一家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他们就会假装吵架,然后立即搬家。如情况紧急,他们甚至顾不上家和年幼的孩子,只身离开。缪伯英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后来回忆那段生活道:

    “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1929年10月,缪伯英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缪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故居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她始终战斗在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第一线,克服各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这使得她身体急转直下,最终病倒了。她死后,丈夫何孟雄于1931年2月7日也被杀害,留下的一双儿女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后于“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时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缪伯英夫妇为革命长期过着颠沛流离清贫的生活,最后年纪轻轻便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但她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斗争到底的光辉事迹,永载史册被后人永远所铭记。

    今日回顾当初那些不顾一切踏上革命征途的女性,不禁令人慨叹,她们那份为救国不怕吃苦的决心,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舍弃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不禁又令人敬仰。这些女党员用生命所创造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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